不贩售苦难,把妈妈变成一个动词(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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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以前，杨荔钠拍摄了成名处女作纪录片《老头》，聚焦一群聚集在小区一隅不起眼的老人。她似乎拥有巫术，能将内在和外在的表达调混成一种表达，能使日常生活在它平淡的表面下显得陌生、丰富进而不安。上一个镜头在喊妈妈，下一个镜头说“你真像我妈妈”；上一个镜头在听着聊天，下一个镜头伸手迎向仙人掌……这样的调度处理，使一部家庭伦理剧瞬间被一种新的不可描述的力量主宰，绽露出生活的神秘性。
旁逸斜出的激进一笔
我十分喜欢周夏这逸出的闲笔，恰恰是在主干叙事之外说出的话，这充满异质性的元素使主干的部分更为神秘和丰厚。冯济真为何要平白护佑这个小太妹？而小太妹又为何要带着自己的婴儿重返她盗窃过的这所房子？虽然导演不一定同意我的说法，但我想说恰恰是周夏这个人物的设置，使得我们有机会去拥抱另一个乌托邦的神话，使这本来单纯属于亲情母爱的故事，辐射出大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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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辞典里常提及的“姐妹情谊” ，是一种“以松散却强大的网络把平等者联系在一起的关系” ，它不承认任何领导、制裁，不沉溺于任何特殊的或秘密的仪式，它与男性的哥们儿文化有所不同，没有等级制度，没有口令，没有秘密的标志，它就是一种开诚布公的亲密关系。女性之间，可以通过分享共同的生命经验而获得这种弥足珍贵的结盟。
片中使女儿能够跨越道德判断和个人安危做出爱护年轻女生举动的，我想正是这种极度理想化的女人与女人、人与人的体恤和怜惜。这也是早年父亲自杀带给女儿的人生一课，父亲令她直面了人爱惜人之必要，人救赎人之必要。在这一点上，反而是这旁逸斜出的突兀激进的一笔，跨越了血亲神话。
虽然这是电影唤起大众观影热情很重要的基石，但是纪录片导演出身的杨荔钠在这里显露出摇摆，并没有彻底将意图推进下去。但周夏还在，说明导演没有被电影工业的程式化俘获，她始终是一个想被真理折腾的“女人” ，一个天生的“他者” 。
不必背负献祭的宿命
血亲的传说里带有太多宿命论意味的消极思想，但最伟大的歌声发自同情，而不是高扬的奉献。科技昌明的现代生活里，谁也不必背负被献祭给谁的宿命，创作者也不必再以活的人牲来换取感动和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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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观影体验并不压抑沉闷，遭逢女儿生病的蒋玉芝教授从未有一刻将自己放置于受害人心理定位上。突发事件未来临前，她吟诗饮酒，非常有形式感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变故来临，她欣然领命，把“妈妈”变成一个动词。你可以将这态度归咎于她们不“底层” ，然而人能否拿得出一种主动生活的态度，与经济基础的有无之间，不是一个绝对的等号。我更愿意相信，是导演把这一自觉的勇气，慷慨给予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群体，那是她对知识的礼敬。
体面克己了大半辈子的冯济真老师，首先是因为爱护年轻女孩，就放弃了自己的清誉，认下被栽赃的盗窃嫌疑。接着又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彻底放开了理性对自己的压制，她的脸上显露出从不舍得展露的娇羞、胡闹、任性，她演绎了经典名句“自由来自于失去” 。母女俩相互成全了彼此的衰暮岁月，是母女也是姐妹，是一起面对生死的至交。这么一种微妙的转变，使这部看似“悲催”的电影有力摆脱了贩售尘烟苦难之嫌，更使它对现实有了可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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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结尾的镜头停留在母女在大海边自在的嬉闹上，她们是走向了大海，还是安然回返了陆地？眼泪并不重要，它滴落的那一刻，就说明导演已经成功用过去一秒还不曾存在的形象扩大了我们对生活的意识，增加了我们的感知资源。那是我们再也不能丧失的财富，是我们朝向亲密关系出发的动力。没有永恒之物的希望之乡，没有确定无疑的乌托邦，有的只是我们想爱的欲念和努力。
文｜王音洁
【不贩售苦难,把妈妈变成一个动词】编辑｜于静